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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我见了很多教育机构的创始人,聊到一个共识:


前两年那种靠“顶风作案”赚快钱的日子结束了,现在摆在面前的,是一场风雨欲来的组织革命。    


在双减后的2022、2023年,不少机构靠着市场供给真空的红利,确实回了一波血。但到了今年,大家发现,过去那套引以为傲的组织模式,快要转不动了。  


这不仅仅是管理问题,而是一种更加根本的焦虑:之后的教培机构到底该怎么干的终极拷问。    


01 “树形结构”的崩塌


在过去的黄金十年,教培行业的标准组织模板是“工业化树形结构”。    


一个总经理,下面挂着区域经理,再下面是单店校长,校长管着教学主管、销售主管,最底座是众多的老师和课程顾问。    


这套体系之所以能运转,核心动力是“增长叙事”。    


只要融资在进,校区在开,底层的员工就能看到一条清晰的上升通道:从专员到主管,从主管到校长。这套“职场打怪升级“的价值体系,让年轻人愿意忍受低底薪和高KPI,因为他们相信未来的溢价。


但现在,这套叙事逻辑崩塌了。    


对于大多数机构而言,扩张的野心变成了生存的焦虑。从「规模导向」转向「利润导向」,意味着上升的坑位没了,晋升的梯子也被抽走了。    


当一个组织无法再提供向上的空间,它就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对中基层的议价权。  


02 个体的“原子化”觉醒


与此同时,另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发生了:从业者的“原子化”。


在旧的组织体系里,老师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,被SOP(标准作业程序)严格规训。


但在“双减”的冲击下,这套工业化体系被打散了。大家突然发现,剥离了机构的品牌光环,个体的价值反而凸显了。


一个成熟的老师,拉上一个懂运营的搭档,甚至自己开个工作室,赚到的钱可能比在机构里当牛做马更多。


这就是“中层陷阱”:在机构里做个教学总监,年薪30万,要背指标、管团队、受老板的气,还要面对随时被裁的风险。而“原子化”之后,自己干,不仅收入持平甚至更高,还拥有了对自己时间的绝对掌控权。


当打工的机会成本高于单干的交易成本时,人才的逃离是必然的。


这就导致了现在招聘市场的一个尴尬局面:


企业想找高性价比的中层来管事,但有能力的人早就看透了这套“剩余价值体系”,宁愿去开拓自己事业局,做个自由的手艺人。


一线干活的人永远缺,但中间那个

两边受气
承上启下的角色,没人愿意干了。


03  组织的“去工业化”:一种被动的返璞归真


面对这种困局,活下来的机构主动也好,被迫也好,都在进行一场组织变形。    


我观察到两种主流的生存形态:


第一种是”全员合伙化”


老板们心里也明白:既然“晋升”故事讲不了了,那就讲“分钱”的故事吧。


把雇佣关系变成交易关系,你不是我的员工,你是我的合伙人。大家盯着利润看,赚了钱按比例分。这其实是在用金钱的即时满足,来对冲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。


第二种是“极致扁平化”。


直接砍掉所有中间层。创始人之下,就是一层业务负责人,下面全是一线。


而业务负责人很多时候,自己也要下场带课、做单。    


这让我有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:教育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“去工业化”过程。   


以前我们讲究的是SOP,是复制,是投放的工业化,是人才培养的流水线化。那是工业时代的逻辑,追求的是规模效应。   


而现在,大家都在做小、做精,在最短的路径里完成商业闭环。


这看起来是一种组织的“退型”,甚至有点像20年前教培刚起步时的“作坊模式”。

但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,这或许才是教育服务的“返璞归真”。


教育本质上是“人对人”的服务,它天然就带有“手工业的属性”。过去十年的资本狂热,强行给它穿上了工业化的外衣。


“双减”就像一个催化剂,它加速了这层外衣的剥离。如果没有政策干预,这个过程可能需要5到10年的市场自然出清。但现在,它被压缩到了3到5年。


但从另一个角度讲,也许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。AI时代的到来,传统的“工业能力” 被极致压缩和模块化,“手工业”里那些留有个性与温度的部分,才能得以刺破陈旧组织的繁冗外衣,更加直接地传递到客户那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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